殡葬改革是一件社会改革的大事。首先要求的是,党员、干部带头文明节俭办丧事,去世后一般不开追悼会,带头火葬和生态安葬。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
新中国的殡葬改革曾经卓有成效,但近年来出现回潮。除了构成违纪的党员干部大办丧事,社会殡葬习俗也出现新动向。城市里的公共墓地越来越多,价格飞涨。农村的坟头也在增多,占了宝贵耕地,人们合理的精神需求与应当反对的殡葬陋俗之间,界限不总是十分清晰的。
传统生死观仍然有广泛影响。唯物主义认为,人死即形神俱灭,安葬的薄厚对死者没有意义。但这很难成为人们失去亲人时的理性认识,也很难让大多数人临终前完全不关心自己的丧葬方式,让捐献器官成为普遍风尚就更难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其实这也是世界大多数文化的共通之处。殡葬改革实际触及了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最深的层面,做这件事是需要准备打一场“硬仗”的。
传统殡葬观念回潮不是孤立的,这些年中国各地求神拜佛的人增加很快,有些党员干部随波逐流,土葬厚葬之风与这一切显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清明节被辟为公共假日,这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传承。然而凡事都有正反两面,丧葬之风的变化,大概与清明节传统的重兴并非毫无关系。
如果说中国人口稀少,耕地足够多,丧葬改革就可以只禁“大操大办”,而不必涉及土葬风俗等,就会简单容易得多。然而坐火车在中国内地乡间穿行,我们都会看到不断出现的坟头。我们会理解,如果丧葬旧俗全面恢复,对那些不多的现有耕地养活十几亿人口意味着什么样的压力。
中国是世界主要国家里殡葬改革动作最大的国家,这不是我们没事找事,而是这个超级人口大国以及民生资源紧缺国家迫不得已的行动。
周口平坟的遭遇,反映了社会层面对殡葬改革的抵触。而有些党员干部这方面的实际表现,对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不再是计划主导一切的社会,市场释放了人的选择自由,很多人固执地认为选择殡葬方式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
党员干部在职期间遵纪守规,但他临终时是否能做到一如既往,保持共产党员应有的生死观,这样的思想和价值观考验,或许不比对他在位时的廉洁奉公考验更容易。
殡葬改革既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思想革命。因为它难,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做大概是最现实、最有效的推动力。中国遇到难事时,自上而下的带头示范效应往往最灵。
对殡葬移风易俗是中国社会的长期任务,事实证明它需要几代人不断推进,清理回潮,才能形成稳定的新社会风尚。按照难易的顺序,首先制止党员干部为亲人大办丧事,收受礼金,应当也必须迅速做到。党员干部不土葬则应加快向全国推广。中国人一直对死后捐献器官不积极,倡导党员干部带头这样做针对了中国社会的一大难题,如有明显成效,将是共产党人对社会进步的重要贡献。
殡葬改革当年就是党员干部带头做起来的,当初能做到的事,今天没有理由做不到。如果我们今天感觉到有比当年更特殊的困难,这不是我们做不好的理由,它只应引起我们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质量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