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殡葬专家乔宽元逝世

上海理工大学教授、著名的殡葬专家乔宽元先生于2019年11月18日12时48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因病辞世。这对上海殡葬界、对中国殡葬学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时也是一件让人悲痛莫名的事。

讣告

【自述】乔宽元：“我俨然是个殡葬界的人”

座谈会上谈兴正浓的乔宽元教授

我涉足殡葬界有20余年，主要参与了三件事：殡葬科研、殡葬教学及参与办“殡葬文化研究”杂志。亲历了、参与了，也见证了我国殡葬特别是上海殡葬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性巨变。

今天我想谈谈殡葬科研的一些事。20年来，我参与殡葬科研项目较多，基本没有间断过，成为我科研生涯中的又一个“特色”。研究内容涉及“硬”的方面，更多的是“软”课题，既有本市殡葬战略、规划类，也有法规建设方面，是宏观的；在微观方面，涉足殡仪馆及公墓的发展研究及项目咨询策划，内容较多，跨度较大。完成这些课题需深入殡葬业中，甚至还要了解一些“隐秘”的情况，不然就隔山打牛了。对殡葬界来说，我是个“业外人士”。我的这个经历，也可在一个视角表明殡葬行业越来越对外开放了。

当今社会上，不少人对殡葬行业仍不了解，也有偏见，有的人至今不愿与殡葬工作者握握手，更不愿说一声“再见”了。但进行殡葬科研必须如游泳中的潜泳，应扎在深水中，不能“水上漂”。不仅要深入了解殡葬业的“内情”，还应参加某些殡葬服务环节，如给逝者更衣、美容，火化、拣骨等，才能正确认识殡葬。因此，我们高校教师必须首先克服忌讳心理，排除社会对殡葬的“另眼相看”，方可在殡葬科研中长期坚守，有所作为。

对我们高校教师来说，把殡葬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持续进行深入研究，客观上也存在不少实际问题。比如：专业是否对口，研究成果能否被学界承认，研究论文能否发表，对年终考核、职称评定有否影响等等，这都涉及教师的切身利益。关于殡葬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一本核心期刊愿意刊发的，有的杂志社一看到涉殡文章就退稿，这意味着研究成果不被社会承认，既影响考核也影响晋升，这对中青年教师来说是很有杀伤力的，难以使他们专心投身殡葬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了，在一个年亡口量达900多万的世界殡葬服务业大国中，长期坚持殡葬研究的高校教师少之又少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仍要呼请学界及社会各界，对仅存的坚持殡葬研究的中青年教师，给以更多关心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我国科研中“两张皮”的问题长期存在。企业界对高校科研存在某种看法，认为这是“出钱买鞭炮让人家放”，还要“泄漏机密”。高校教师发表的论文量很大，但有的远离实践、远离行业，书生空谈，不那么受企业界欢迎。多年来，殡葬行业受到过来自个别高校教师的“高调指责”，有的说一通就走人，听上去很痛快，但所说的与殡葬实际相距不少。这也是一种“两张皮”。从殡葬科研的视角看，如不解决“两张皮”问题，殡葬界就难以用得上你的成果，也没法用；对高校来说，殡葬科研也就难展开，更难深入，只是站在门外“空议”，耍嘴皮子。因此，解决好这“两张皮”十分紧要。突破口在哪儿？在我们高校教师侧，其中，急迫需要解决的是殡葬科研的运作模式。

长期以来中央强调科研要“产、学、研结合，以产为主”。我进殡葬行业开展殡葬科研前，大致有20年时间从事科委下达的软科学项目，深深体会到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性。为此，我参与殡葬科研后，将之移植过来转变成为“殡、学、研结合，以殡为主”。常年的实践表明，“三结合”易，实现“以殡为主”难。其中的关键点，是如何切实把握“以殡为主”上，不仅要求我们教师放下身段，向殡葬工作者学习，向实践学习，还要求在研究过程中突出“主”、依靠“主”、为了“主”、服务“主”。这既涉及世界观，又涉及方法论。

新世纪初，我就这个问题借会间向时任国际系统科学学会（ISSI）主席顾基发先生请教。他指出，开展重大政策研究，必须要研究“物理、事理、人理”，还要强调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他以参加北京市发展战略研究为例说，学者拿出的调查结论报告，政府难采纳，因对复杂的社会系统缺少认识，一是一，二是二。因此，他告诫我：“凡涉及重大决策的课题，必须要有领导参加，不然容易失败。”像北京市发展战略这样的课题，“如市长不参加，我就不参加，不然是装门面的，白研究”。顾基发先生的一席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们参与的殡葬研究大都是决策咨询类的课题，如要将课题成果落地，必须要殡葬单位第一把手出场，不然仅是“一纸报告”而已，难以取得效果。基于对殡葬科研课题基本属性的认识，凡我们参与的殡葬课题，均由殡葬单位主要领导任组长，并有殡葬单位骨干共同参加，努力使研究过程变成共同研究、共同学习的过程，这为的是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的是培养人及成果的运用。这一招，看似平常，实为非常重要，从而也让殡葬单位“给别人做”的课题转变成了“给自己做”、“由自己做”的课题，“鞭炮”给自己放了，大大地提高了搞科研的积极性，科研投入有所增长。捅破了“两张皮”，掩着“门”就开了，“三结合”也易于实现了。

人才是殡葬改革全面推进、殡葬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以殡为主”的“三结合”的殡葬科研运作模式，有力推动和加速了一批既懂殡葬理论、又能实干的殡葬骨干队伍的培养及成长，使他们不仅有科研成果、有论文，还有公开出版的专业著作。这种令人鼓舞的盛况，在中国殡葬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十分有利于殡葬行业社会形象的改善，也有利于殡葬改革的高水平深化。

我本人涉足殡葬行业是在退休前夕。那时，我将是一甲子的人，也获得了6个部、市级科技进步奖，没有评职称、年终考核等的负担，“一身轻”，对于功名之类看的比较淡，这很有利于我轻松进入殡葬行业；又因我有参与上海市科委下达的科研项目的较多经历，使我在殡葬行业中顺利运用“三结合”科研运作模式有较好的基础，也有利于推动形成殡葬科研的上海地方特色。

殡葬改革40年中，前20年，上海殡葬行业比较重视“工作研究”，写 “工作总结”、“调研报告”是常见的事。在世纪之交，新世纪新时代发展要求将单纯的工作研究上升为科学研究，这对殡葬行业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时，本市殡葬工作者的平均学历刚踩入高中线，研究生毕业凤毛麟角。还有一些老殡葬，很能吃苦，很有贡献，但学历在小学层次上，并不清晰意识到殡葬科学研究是何物，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高校教师参与殡葬科研时，决不能显摆自己有多高的水平，更不能居高临下，横加指责。

我们面对当年殡葬界的实际情况，既采用了“殡、学、研结合，以殡为主”的科研运作模式，又采用课题汇报会、研讨会、报告会、培训等多种方式，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让更多的殡葬员工了解、参与到殡葬科研中来，共享科研成果，使科研成为提高员工理论水平和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抓手。同时，应该理解，从殡葬干部到殡葬员工，日常工作十分烦忙，超负荷运作是常态，缺乏思考殡葬发展中深层次问题和殡葬理论问题的时间，长此以往，容易陷入事务堆中。为此，我们又运用“研究简报”等的形式，一期又一期，仅3—4页纸，语言通俗，便于殡葬人阅读，使他们在百忙之中增加了关于殡葬理论最新成果的阅读量。殡葬人是天天要与逝者、坟墓打交道的，极易带来不良心理。高校教师进入到殡仪馆、公墓，与他们平起平坐，一起思考、一起搞科研，又让他们挺起胸来站到本领域研究的最前沿上，这对改变殡葬人“低人一等”的心态，消除社会上的殡葬歧视也是有帮助的。

殡葬文化服务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殡葬服务。殡葬文化服务的兴起催生崭新殡葬业态的诞生：一种从保存（遗体及骨灰）—→不保存（遗体及骨灰）—→保存（人生文化）大格局终将呈现，这是殡葬史上的革命性变化。身为高校教师的我们，利用科研工作、学术会议、培训等各种机会，满怀着热情，大力倡导开展保存逝者人生文化服务，高度赞扬殡葬界在保存逝者人生文化方面的典案，探究在殡葬服务中保存、抢救、彰显、传承人生文化的途径、具体方法及技术手段。我们从崭新的视角，培育一大批殡葬文化工作者走上历史舞台，加快使他们成为殡葬服务队伍的主角，大力呼吁催生一大批殡葬文化服务单位，发挥殡葬的生命文化教育功能，拉长殡葬文化服务短板，改变传统殡葬服务模式，在100％实现不保存遗体之后，不失时机地尽快摆脱对骨灰的过度纠结，重在加快保存历史创造主体文化的步伐，驱动殡葬事业建设步入“文化上海”的发展轨道，使殡葬事业与“卓越上海”相适应，形成上海殡葬之所以是上海殡葬的基本特色。

我进入殡葬界参与殡葬科研20年来，无有贪功求名之念。可殡葬界十分厚道，十分厚待我们。在上海殡葬界的举荐下，这20年中的我，成为我校上电台、上电视、上报纸次数较多的教师，出席全国性的殡葬学术活动也较多，多次出席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及国际会议，还得了一个“殡葬研究专家”的称号，真应了那句“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古话。特别是市民政局在向民政部报评一课题科研成果奖时，我不是课题组长，却悄悄的把我的名字从末位挪到了第一位，这在得奖后我才知道。最近，我患病住院开大刀，多个殡葬单位领导和朋友前来看望，上上下下，情真意切，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还组织人马轮流在医院24小值班看护，帮我渡过了艰难时刻，我倍感温暖，十分感激。

我俨然成了个殡葬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