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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默感恩的人--纪念钱伟长先生

钱伟长先生是我们上海大学的校长,可是,我对他的感恩不是始于上大。说起来话长,那是在我刚下到五七干校不久的1969年初,便听了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的批示。文件中举了三个人的名字:一位是梁思成,

钱伟长先生是我们上海大学的校长,可是,我对他的感恩不是始于上大。说起来话长,那是在我刚下到五七干校不久的1969年初,便听了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的批示。文件中举了三个人的名字:一位是梁思成,一位是刘仙洲,再一位是钱伟长。文件认为像他们那样的人,有学问,对国家有用,应当“给出路”。

  “给出路”,在今人听起来不算什么,同现在常说的“尊重知识”相比,实在是不足挂齿,可是,只有经过大寒的人才能知道小寒的可贵。对无路可走的人来讲,“给出路”,那怕是给条羊肠小道,也就是今天的高铁了。听了传达以后,我默默地想;幸亏中国有这三位知识分子,为全国的知识分子争来了出路;要感谢这三位有用的知识分子,为全国的知识分子争来了出路。大知识分子有出路了,咱小知识分子距离出路还会远吗?鉴于梁、刘、钱三位都是自然科学家,这也启发我投“社”从“自”,从1971年搞起了天文学、地学、体质人类学。

  “文革”结束时,三位中“走”了两位,这也使得我把感恩和崇敬集钱老于一身了。在1978年春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我作为《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记者,专门跑到钱老所在的那个小组听会,得以一睹钱老的风采。钱老的同学于光远先生当着钱老的面,对我说:“在'一二九'时,伟长是骑自行车从北京到南京串联的……。”这也更加激发我对钱老的敬重。

  同钱老比较多的接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担任重庆出版社《现代化探索丛书》编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要我写一本。我当时正忙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事,实在是力不从心,可是出于对他老人的感恩和崇敬,还是答应了下来。在这期间对他治学的严谨深有体会,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1996年调上大任教时,他又同我作了长谈。我提出建立“上大社会学派”的建议也是在这次长谈中得到感悟的。90年代初我的博士生徐新是钱老同乡。我建议她研究无锡的几大家族,其中钱家是重头。这,既是学术需要,也有感恩的成分。

  钱老驾鹤而去。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是要在他给当今知识分子带出的科学之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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